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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精神分析的情境中，醫病關係從來都是流動變幻的

　　是親子、敵手、還是伴侶？是患者接受治療，還是治療師獲得療癒？

　　精神分析大師溫尼考特捕捉了治療的吉光片羽，在溫暖扶持與犀利詮釋間，帶領我們一窺人性的複雜與深奧

　　「病患是位三十歲的男性，結了婚，育有二女。他在二次大戰期間接受過我的分析，正當病況大為好轉，足以謀職就業之際，迫於戰時情勢分析不得不告一段落……腦筋聰明的他會玩弄一些概念，也可以做一些哲學性的思考，談論嚴肅的話題時，大體上被認為是個有趣而有見地的人。

　　他有能力從事父親的職業，但卻志不在此，沒多久便考上了醫學院，說不定（在潛意識裡）他想藉由從醫，保有我在他心目中取代了他生父的父親形象，而他父親已過世。」

　　這是溫尼考特在本書一開頭寫下的敘述文字，清楚標誌了他與這位兩度接受分析、天賦異稟的病患間錯綜複雜的分析關係，以及身為兒童精神醫學泰斗，這份成人案例紀錄在他作品中的特殊地位。該個案筆記有多項特色：一、溫尼考特在分析情境中「扶持」病患、透過敏銳詮釋給予指引的精湛技巧；二、他重建病患的性功能及自我功能的本事；三、他能夠一眼認出沉默有其價值，視沉默為信賴的表現而非意圖破壞的舉動；四、他接受弔詭的能耐，亦即口語溝通之饒富意義的同時，卻又是對內在精神現實的否定；以及同等重要的，五、對於何時終止分析的犀利判斷。

　　本書另附有瑪殊．汗（Masud Khan）精彩絕倫的序文，並收錄了溫尼考特在〈退縮與退行〉一文中，描述的同一名病患的早期治療筆記，巧妙地將兩者前後連貫起來，是精神分析研究者絕對不能錯過的珠玉之作。

作者簡介

唐諾．溫尼考特（Donald W. Winnicott, 1896-1971）

　　1896年四月七日生於英國普利茅斯。1914年進入劍橋大學耶穌學院，在結束戰時服役後，又到倫敦的聖巴瑟洛繆醫院繼續研習醫學，並於1920年取得執業資格。

　　溫尼考特醫師的醫療生涯從小兒科開始，在接觸了精神分析後，愈來愈深入地研究兒童心理學。他在幼兒發展理論上的貢獻享譽國際，備受推崇，其中最為人津津樂道的，莫過於所謂「夠好的母親」（good enough mother）、「過渡性客體」（transitional object）、「真我∕假我」（true self / false self）以及治療情境中的「扶持」（holding）等概念語彙。這些充滿創意、令人嘆為觀止的洞見，奠基於豐富的臨床工作經驗，特別是他與母親、小寶寶和兒童之間的互動。

　　教授兒童精神醫學及進行精神分析超過四十年的溫尼考特醫師，曾擔任英國精神分析學會主席、皇家醫學會小兒科部門主席，以及英國心理學學會內科部門主席等職務。他經常在精神分析和醫療期刊上發表文章，也常常向許多職業團體講授兒童發展，對象包括教師、助產士、父母、社工人員、地方法官、醫師、心理分析學者以及精神科醫師。著名的代表作則有：《從小兒醫學到精神分析》、《孩子、家庭與外在世界》和《遊戲與現實》等。溫尼考特1971年於倫敦自宅辭世。

【中文版導讀】溫尼考特多元敘述的一場盛宴
書序作者：王浩威
溫尼考特出生於1896年，去世於1971年。他的一生，特別是二次大戰前後最具創造力和影響力的階段，卻是遠隔歐亞大陸另一端的臺灣，正開始追求佛洛伊德又迅而遺忘佛洛伊德的階段。
一切都從佛洛伊德開始。二次大戰前，日據下的臺灣，心理學也好，精神醫學也好，都是以實證的狹義科學為主。

1988或89年，在我住院醫師的那些年，臺大總圖圖館全面重新整理，當時剛從法國回來的陳傳興等學者，在久蒙塵埃的庫藏裡找到許多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的西方經典原版，包括海德格《存有與時間》（Sein und Zeit）德文初版。其中的驚喜，倒不是這些國際拍賣市場上足以視為珍本的可能價值，而是，在那樣的時代，被殖民下的臺灣帝國大學，是如何跟得上當時的西方思想潮流在閱讀這些書？他們究竟在思考怎樣的問題？而那又是怎樣的時代，現代性似乎早已隱身其中，跟我們刻板印象中的臺灣日據時代是頗有距離。

因為這樣的啟發，我們幾個年輕的精神科住院醫師，也四處去翻閱那些大部分放到地下室、一觸就立刻滿天灰塵的舊書，包括臺大總圖、醫圖、法圖等等。我記得自己到臺大心理系的系圖時，負責管理的一位年長女士好奇旁觀許久以後忍不住開口說：「好像有快二十年沒看到精神科住院醫師來心理系圖了。」我從她口中才知道另一段故事，原來光復初期，臺大精神科和臺大心理系是固定每週一次的聯合讀書會，包括林宗義、柯永河、楊國樞、林憲、陳珠樟、葉英堃……等人，大都是讀日文或德文的文獻，偶爾也有英文或法文的。又一年後，告訴我這消息的女士，也退休了。

我們遍尋舊書，這些戰前的西洋心理書中，大部分是William James、Eugene Bleurer、Wilhelm Wundt、Emil Kraeplin等人，而沒看到佛洛伊德或榮格的戰前版本。

這樣的經驗也許無法窺見當時的面貌，不過，二次大戰前的臺灣似乎沒有太多的佛洛伊德。

關於精神分析的翻譯和討論，遲遲到了五○年代，才從高覺敷二○年代上海譯本在臺灣的盜印才開始的。那時夾雜的在佛洛伊德《精神分析導論》的許多翻印書，還有朱光潛《變態心理學》、潘光旦譯的靄理士《性心理學》。也許是高度的政治和道德壓抑吧，佛洛伊德作品是因應同樣的性壓抑而出現在臺灣。